首先，这是有背景的。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生命是廉价的，如同作家鲁迅1926年目睹国民党在上海冷酷地杀害学生。1912年元旦，皇帝的宝座被推翻，中国由军阀主导，国民党政府从来没有彻底地控制过中国领土。

    中国经济停滞。儒家的贵族（满清官吏、地主和商人）曾十分有效地带来亿万农民所渴望的稳定，于是他们一起变成了改革的障碍。农民习惯于小块土地上落后的农耕技术；儒家贵族们习惯于一个让他们成为半个中国的外居地主的系统。他们按照军阀的吩咐继续运作这个国家，仍然遵从过时的儒家格言。中国没能有效抗击日本1931年的入侵。

    人们渴望一个决定性的割裂。激进的平等主义似乎是唯一的回应办法。儒家官吏必须打破。必须取夺走外居地主的土地。必须把积蓄动用到建设现代工业基地的集体工作中。似乎没有别的可行的章程。

    毛泽东让这种雄心得到宣泄。毛泽东主义的负面是众所周知的：大规模的屠杀，饥荒，不公正以及经济浪费。但有一些较不为人知的积极面。尽管底子薄弱，工业产出上升13倍。铁路增加了一倍。半个中国的土地得到灌溉。文盲大幅下降。建立了全民卫生保健制度。预期寿命延长；而且尽管毛泽东有皇帝式的对情妇的胃口，但妇女得到和男子一样的申请离婚和受教育的权利。她们的地位得到改变。

    毛泽东创造了一种急需改革的经济，同时也留下了一种允许改革的思想遗产。毛泽东共产主义所谓的群众路线意味着尊重地方差异和条件的思想和政策。因此，国家计划和集体化农业在中国比在苏联扭转得更快，名为尊重地方自治和建立地方责任。邓小平，这位改革计划的主脑用这些毛泽东主义术语一丝不苟地描述市场主导改革和非集体化的第一阶段。

    如今很少西方批评家体恤中国1949年现代化所面临的任务的规模。西方经济通过难以置信的剥削（剥削自己的工人阶级，美国则剥削奴隶）来创造支持工业化的资金。中国如果没有经历巨大的集体痛楚来实现自己的资金或没有国家的干涉，恐怕永远不能实现自立的经济增长。自发产生的市场主导工业化是一个神话。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在一篇著名的散文中表示，政治家面临必须要用不同道德标准来衡量的挑战。他们的决定是获得最终目标的手段，而且他们的选择必须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而不是用其内在道德价值来衡量。（作者 Will H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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